关于《诗经·甘棠》中“召伯”的身份，历来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人：周初的召公奭与西周晚期的召伯虎。前者是历代研究者的主流意见，后者较为晚起，以其反传统的姿态在近现代赢得了众多拥护者，影响巨大。本文尝试将“召伯虎说”之源流演变作一梳理，以便学界参考。

当今学界多以《论衡·须颂》“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之语[1]848，作为“召伯虎说”的最早证据。实则此语中“宣王”“召伯”未必具有对应关系，且“召伯述职”亦见《法言·先知》：“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王；召伯述职，蔽芾甘棠，其思矣夫！”[2]286相似的言论亦见西汉文献，《说苑·贵德》：“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3]94西汉韩《诗》学派的王吉亦曰：“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4]3058东汉时期文献如《白虎通·巡狩》亦言“召公述职”[5]292。凡此足证“召伯述职”与“召公述职”的同一性，两者显然指涉同一事实。将《论衡》之语理解为召伯虎述职，盖未深察。诸例中的“召伯”即召公奭。《甘棠》“召伯虎说”并未产生于汉代。持“召伯虎说”最为详尽的意见，来自清代的牟庭：

召伯，召穆公虎也。穆公以世职为王官伯，事厉王、宣王、幽王，既老而从平王东迁，纠合宗族，作《常棣》之诗，于时国家新造，穆公劳来安定，劬劳于野，尝宿甘棠树下，其后穆公薨，而人思之，封殖其棠，以为遗爱。此诗所为作也……《召南》言“平王之孙”，则是东周诗明矣！东周之诗，不应有康公之棠，一也；周公大圣，遗爱之长，不后于召公。若《召南》诗为美召康公，而《周南》诗何为不美周文公也？二也；《风》、《雅》中多穆公诗，如《黍苗》云“召伯劳之”、《崧高》云“王命召伯”，及此诗云“召伯所茇”，称号皆同，明一人也。至诗中言及召康公，则如《江汉》云“召公维翰”、《召旻》云“有如召公之臣”，皆曰召公，不曰召伯，三也。[6]147?150

其所提出的三点论证分别是：其一，《召南·何彼襛矣》有“平王之孙”句，故知其为东周时候的诗。既然如此，《召南》中就不应该有西周初期的人与物；其二，《周南》中没有赞颂周公旦的诗，所以《召南》中也不可能有赞颂召公奭的诗；其三，《诗经》中其他篇章提及“召伯”者，皆为召穆公，召康公在《诗》中则为“召公”。结论是，《甘棠》当为召穆公（召伯虎）之诗，而非召公奭之诗。

牟氏的前两点论证颇为牵强，逻辑有所不通：首先，《诗经》的成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诗篇的时间跨度极大，不能因为某一篇诗的年代，便断定该部分之诗皆属此年代。具体到《召南》，即不能因为《何彼襛矣》为东周之诗，便断定《召南》十四篇诗皆为东周之诗。况且，即便皆为东周之诗，未必诗篇中就不能出现西周的人与物，后代之诗完全可以反映前代之事。诗篇的产生年代与诗篇中的事件年代，根本不是一回事，传统的经学家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牟氏看来也未能例外。其次，周公之遗爱，固然不后于召公，但这与有无诗篇赞美周公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诗》固然与政治、史事紧密相关，但《诗》并不能也不必反映所有的政治、史事情况。所有的文学艺术，都不可能是现实的悉数映现。况且即便有诗篇对周公的伟大功绩进行赞颂，其是否留存在今日“诗三百”中，尚属疑问。简言之，据《周南》无赞美周公之诗，无法断定《召南》中必无赞美召公之诗。牟氏的前两点论证，是不能成立的。最关键的是第三点论证，即从《诗经》中的称谓类比出《甘棠》中“召伯”的身份。牟氏此论，虽然未必为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尤其是20世纪以来诸多具有疑古倾向的学者所见，但这样的论证方式和结论无疑在近代以来颇为盛行，直到今天，仍是持“召伯虎说”者的第一利器。

梁启超认为：“如《甘棠》，因有‘召伯所茇’，毛郑硬认作召公奭，说是周初的诗。但公、伯显然有别，伯是五伯的伯，《诗》有郇伯、申伯，都是西周末年的人，《诗·大雅·召旻》称召公奭为召公，不称召伯，可见《甘棠》最早不过西周末年的诗。”[7]98其论证仍是从“召伯”之称谓入手，且已涉及公、伯等级的不同，惜未充分展开。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论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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