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为配合战事需要，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聘请协和医学院教授、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担任总干事。

林可胜（1897～1969年），祖籍福建澄海，出生于新加坡。其父林文庆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随身医生和机要秘书，1921年在爱国华侨陈嘉庚资助下创办厦门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姨父伍连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之一。1913年，林可胜进入英国著名学府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919年毕业时，他的导师谢佛教授对他十分看重，留下他担任生理学讲师。

长年的海外经历，使林可胜深深体会到华人地位的低下。因而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他回国的念头也与日俱增。林可胜坚信，只有在中国发展科学，才能使落后的中国变得强大。1923年，他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赴芝加哥大学生理系进修。1924年，林可胜回国，翌年担任协和生理系主任。两年后，年仅30岁的林可胜正式晋升教授，成为协和当时唯一的华人正教授主任。

还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林可胜就参加了英军的救护工作，为一战时期驻法国的新兵实施战地救护，这也为他日后在中国的救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九一八”事变后，战火很快蔓延到华北。林可胜在协和发起并组织学生成立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喜峰口等前线战场进行救护。他敏锐地预见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在协和组建了一支全套装备的救护训练队。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主要科目是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林可胜还亲自制定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箱示范。

在“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中，中国的战地救护体系都是以后方醫院为中心的，前方急救队进行初步的急救后，再将伤兵层层转运到后方进行治疗。但这一体系只适合原本社会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的大城市。当战争扩大、战线延长后，这一体系便因周转不灵而濒临瓦解。林可胜认为，由于战火蔓延迅速，应放弃建立大型后方医院、集中治疗的做法，而改为派遣独立的医疗队进行流动作业，并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医疗人员和物资设备配合各地的军医院。在长城会战中，协和医学院师生所组织的3个救护队就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深入战区进行战地救护。此时，在卫生署的支持下，林可胜的战地救护体系思想得以全面推行。

林可胜出任总干事后，立即着手对现有的医疗队进行改编。从1937年12月6日～31日的短短26天之间，救护委员会就组织606人，组成医疗、医护、X光37队，分派华北、华中、华南，为近两万人提供了医疗救护。当时《新华日报》称赞改编后的医疗队说：“此种医疗队特点有四：（1）技术及医疗器械俱极优良；（2）人数少而移动方便；（3）男女分队工作，前后方支配适当；（4）经济而易于举办。”实践证明，林可胜对战地医疗体系的改造是成功的。1938年春，救护委员会正式改称为救护总队部，林可胜任总队长。

由于战局不利，1939年春，救护总队部迁至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在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到1940年前后，医务队扩充至114队，医护工作人员达3420人。图云关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心。

林可胜为人公正、心胸坦荡，以医疗救护、救死扶伤为最高职志，对伤员官兵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精力充沛、体力过人，凡事亲力亲为，处处以身作则，赢得军民一致赞扬。

尽管救护总队部在部队的医疗救护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但毕竟无法替代军医体系。为了满足部队对合格军医的急需，林可胜建议征调在职的军队医护人员加以训练，提高业务水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就这样在汉口应运而生。到图云关后，又改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此后称卫训总所），同样由林可胜担任主任。利用救护总队较为充裕的人才和医疗资源，卫训总所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军队医护人员，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救护人员训练基地。

林可胜出身华侨，又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在海外侨胞以及英美国家中有很高的名望和信誉。因而海外援华的医疗物资、运输器材以及捐款等，往往直接指定交给林可胜，这引起了一些上层人物的不满。此外，林可胜曾派遣救护队前往延安，并向八路军、新四军运送过大量药品器材，同时，林可胜公开赞同抗日统一战线，救护总队内不分国、共，团结抗日。因而救护总队被国民党政工人员重点“关照”，他本人则被认为“左倾颇甚”。在这种情形下，林可胜愤然提出辞职。虽然一度被挽留，但最终于1942年离开救护总队，并被派往海外负责中国远征军的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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