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林可胜:改造战地救护体系 

来源: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0-11-10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为配合战事需要,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聘请协和医学院教授、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担任总干事。

林可胜(1897~1969年),祖籍福建澄海,出生于新加坡。其父林文庆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随身医生和机要秘书,1921年在爱国华侨陈嘉庚资助下创办厦门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姨父伍连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之一。1913年,林可胜进入英国著名学府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919年毕业时,他的导师谢佛教授对他十分看重,留下他担任生理学讲师。

长年的海外经历,使林可胜深深体会到华人地位的低下。因而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他回国的念头也与日俱增。林可胜坚信,只有在中国发展科学,才能使落后的中国变得强大。1923年,他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赴芝加哥大学生理系进修。1924年,林可胜回国,翌年担任协和生理系主任。两年后,年仅30岁的林可胜正式晋升教授,成为协和当时唯一的华人正教授主任。

还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林可胜就参加了英军的救护工作,为一战时期驻法国的新兵实施战地救护,这也为他日后在中国的救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九一八”事变后,战火很快蔓延到华北。林可胜在协和发起并组织学生成立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喜峰口等前线战场进行救护。他敏锐地预见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在协和组建了一支全套装备的救护训练队。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主要科目是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林可胜还亲自制定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箱示范。

在“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中,中国的战地救护体系都是以后方醫院为中心的,前方急救队进行初步的急救后,再将伤兵层层转运到后方进行治疗。但这一体系只适合原本社会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的大城市。当战争扩大、战线延长后,这一体系便因周转不灵而濒临瓦解。林可胜认为,由于战火蔓延迅速,应放弃建立大型后方医院、集中治疗的做法,而改为派遣独立的医疗队进行流动作业,并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医疗人员和物资设备配合各地的军医院。在长城会战中,协和医学院师生所组织的3个救护队就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深入战区进行战地救护。此时,在卫生署的支持下,林可胜的战地救护体系思想得以全面推行。

林可胜出任总干事后,立即着手对现有的医疗队进行改编。从1937年12月6日~31日的短短26天之间,救护委员会就组织606人,组成医疗、医护、X光37队,分派华北、华中、华南,为近两万人提供了医疗救护。当时《新华日报》称赞改编后的医疗队说:“此种医疗队特点有四:(1)技术及医疗器械俱极优良;(2)人数少而移动方便;(3)男女分队工作,前后方支配适当;(4)经济而易于举办。”实践证明,林可胜对战地医疗体系的改造是成功的。1938年春,救护委员会正式改称为救护总队部,林可胜任总队长。

由于战局不利,1939年春,救护总队部迁至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在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到1940年前后,医务队扩充至114队,医护工作人员达3420人。图云关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心。

林可胜为人公正、心胸坦荡,以医疗救护、救死扶伤为最高职志,对伤员官兵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精力充沛、体力过人,凡事亲力亲为,处处以身作则,赢得军民一致赞扬。

尽管救护总队部在部队的医疗救护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但毕竟无法替代军医体系。为了满足部队对合格军医的急需,林可胜建议征调在职的军队医护人员加以训练,提高业务水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就这样在汉口应运而生。到图云关后,又改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此后称卫训总所),同样由林可胜担任主任。利用救护总队较为充裕的人才和医疗资源,卫训总所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军队医护人员,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救护人员训练基地。

林可胜出身华侨,又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在海外侨胞以及英美国家中有很高的名望和信誉。因而海外援华的医疗物资、运输器材以及捐款等,往往直接指定交给林可胜,这引起了一些上层人物的不满。此外,林可胜曾派遣救护队前往延安,并向八路军、新四军运送过大量药品器材,同时,林可胜公开赞同抗日统一战线,救护总队内不分国、共,团结抗日。因而救护总队被国民党政工人员重点“关照”,他本人则被认为“左倾颇甚”。在这种情形下,林可胜愤然提出辞职。虽然一度被挽留,但最终于1942年离开救护总队,并被派往海外负责中国远征军的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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