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端于古代印度，其向外传播路线大致可分为两条：一条以克什米尔和白沙瓦为中心，向西亚、中国北方传播，称为北传佛教，亦可称为陆路佛教；一条向斯里兰卡、东南亚、中国南方传播，称为南传佛教，亦可称为海路佛教。经陆路传教的僧人可称为陆路僧人，经海路传教的僧人可称为海路僧人。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僧人都是佛教传播不可或缺的。

南海区域是指南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台湾岛，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加里曼丹岛、菲律宾群岛，这个区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古代就有密切的商贸联系。该区域又处于两大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中间和交接地带，深受这两大文明的影响。古代印度是印度教和佛教的输出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印度宗教传入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华南地区，再进入江淮和长安。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南亚高僧不远万里，到南海诸国和中国弘法，(1)中国古籍将古代东南亚诸国称为“南海诸国”，突出了南海区域特征，本节也多用“南海诸国”指代古代东南亚诸国。中国僧人不畏海途艰险，到印度求法，同时，南海诸国的僧人也到印度和中国进行求法和译经，海路僧人不仅沟通了中国与印度的佛教传播之路，也串连起南海区域的佛教联系和互动。以海路僧人与南海区域佛教传播为研究对象，可以厘清南海不同地区和国家佛教互动与影响，可以突破现代民族国家疆域的限制，凸显古代南海区域的商贸、宗教交流与联系。

以往的佛教研究多将东南亚和华南分列开来，忽略了古代环南海区域在佛教传播上的密切联系和互动；(2)[法]G·赛代斯著：《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蔡华、杨保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郑筱筠：《世界佛教通史》(第十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净海：《南传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也有学者研究华南与海洋佛教传播的关系，但主要侧重华南与印度、日本的海路佛教交流，(3)徐文明：《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5年；兰惠英：《古代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何方耀的《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一书是研究海路僧人群体的佳作，但未聚集南海区域。(4)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5年。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古籍《高僧传》《续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海路僧人如何连通起南海区域的佛教传播，区域内国家的佛教互动，进而探讨南海区域佛教在印度与中国佛教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海路僧人群体

据何方耀对中国史籍的统计，晋初到唐代经海路进行弘法、求法的中外僧人共236位，其中外国东来弘法僧尼共53人，西行求法僧人共183人(表1)。这只是有史料记载的，实际人数可能更多，而且，这只是依据中国史料的统计，因为印度和东南亚史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留传下来。

从表1来看，三国西晋外国僧人经海路进入中国弘法，共有4位，此时没有中国僧人经海路求法。东晋时期东来的外国僧人有6位，中国僧人始经海路求法，共有10位。不少人是经西域前往天竺(今印度)，经海路返回中国，如法显是第一位陆路去海路返的僧人，还有昙无竭(法勇)召集僧猛、昙朗等25人，经西域到天竺，最后法勇“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5)[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94页。南朝刘宋王朝时期，东来弘法外国僧人最多，达24位，主要是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来的两批比丘尼就有19位，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只有3位。南朝萧梁王朝的梁武帝最为崇佛，先后派出三批使团，共82人进行求佛活动，而同一时期东来弘法外国僧人有4位。唐朝时期国势强盛，对外贸易通达，弘法求法也达到又一个高潮，共有68位中国或新罗僧人经海路求法，有8位外国僧人东来弘法。

表1 晋唐各代往来南海道之佛教僧俗人数统计朝代时间西行求法人数东来弘法人数三国—西晋220—3164东晋317—南朝宋420—南朝齐480—南朝梁502—南朝陈557—隋581—唐618—不详20合计资料来源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从海路弘法求法僧人发展趋势来看，六朝和隋唐时期，经海路往来印度、南海诸国和中土的僧人日益增多。六朝时期，中国僧人经陆路赴印度取经者多于海路，外国僧人经海路来华者多于中国僧人。但7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唐朝麟德年间(664—665)以后，中国僧人经海路求法者大大增加，远远多于外国僧人，这表明，“到了唐代，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形式，已由西僧为主的输出变成以华僧为主的导入；对于佛教义理，中国僧众已由被动的接受变成了主动的引进，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全新阶段。”(6)何方耀：《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第22页。同时，海路佛教僧人也多于陆路佛教，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641—691年间到南亚和南海诸国的60位中外僧人，其中经海路的共有38人，占总数的63%，(7)[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附录一《求法僧一览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可见海路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通道。为什么唐朝时期僧人多走海路？王邦维认为，有两个原因使得7世纪中叶以后海路胜于陆路，一是西域政治形势发生变化，670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镇，阿拉伯人军事势力到达中亚，751年唐军与大食军队战于怛逻斯城，唐军大败，这些都导致西域道路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通；二是中国经济重心从东晋开始南移，到唐朝，南方经济发展更快，广州更成为国际贸易港口，商舶云集，加之造船技术提高，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僧人更多“附商舶”到印度、南海诸国求法弘法。(8)[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0—11页。而宋朝以后，外国僧人东来弘法和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现象极少，一是因为10世纪以后，印度本土佛教基本已湮没于印度教；二是中国佛教经过之前的求法、译经，已发展为本土化佛教，不再迫切需要到印度求法。所以，真正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译经求法活动，在唐末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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