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了新一批整理成果。这批成果共收录《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简文六篇。其中除了《命训》见于今本《逸周本》以外，其他五篇均为传世文献和以往出土材料所未见之逸篇。六篇当中，《厚父》《封许之命》尤其引人注目。《厚父》中的“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孟子》所引《书》的相关段落相似，是以应为《尚书》逸篇。而《封许之命》则是周成王封吕丁于许的政府公文，属于“命”一类的题材。“命”一般来说为《尚书》“六体”中的一体，《书序》中有《肆命》《原命》《说命》《旅巢命》《微子之命》《贿肃慎之命》《毕命》《冏命》《蔡仲之命》《文侯之命》等篇章。从体裁角度着眼，《封许之命》也应该属于《尚书》逸篇。《厚父》《封许之命》这两篇《尚书》逸篇的面世，对于研究先秦时期《尚书》的基本面貌以及西周时代的政治格局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下面，我们仅就《封许之命》一篇作专题讨论，以便求教于方家同好。

一、清华简《封许之命》与许国初封

许慎在追溯许氏由来时曾说道：“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1］319关于“许”字，他说：“听也，从言午声。”［1］51解释“鄦”字则云：“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颍川，从邑无声，读若‘许’。”［1］133可见，许慎之“许”其初文为“鄦”，“鄦”“许”本为两字，只是在后来一并写为了“许”，具体来说是“汉后书籍皆以‘许’为之”［2］486。《史记·郑世家》中有“鄦公恶郑于楚”的记载，还保留着“鄦”的古老写法，此可为佐证。

在许慎的追忆中，其祖先来自于炎帝，这并非是空穴来风。《水经注》卷二十三引《世本》中就有记载：“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3］555其自谓为太岳后裔也是有根据的，如《左传·隐公十一年》曾称：“夫许，大岳之胤也。”大岳，即四岳。《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曾描述齐太公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国语·周语中》亦有“齐、许、申、吕由大姜”的记载，韦昭注曰：“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大姜之家也。”［4］46许慎谓“鄦”为炎帝、太岳之胤大抵不错，但谓“甫侯所封”则明显有误。“甫侯”最早出现于宣王时代，系周王室为御楚而迁吕并改其国名为“甫”，故《吕刑》又作《甫刑》。周王室封鄦不应这么晚，故段玉裁驳正曰：“《诗·王风》申、甫、许三国并言，武王既封文叔于许矣，岂待穆王封甫侯于许？”［5］291

《汉书·地理志上》曰：“许，故国，姜姓，四岳后，太叔所封，二十四世为楚所灭。”许慎认为：“吕叔作藩，俾侯于许。”杜预则云：“许国，姜姓，与齐同祖，尧四岳伯夷之后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以为太岳胤，今颍川许昌是也。”［6］133与班固的说法“太叔所封”及许慎的说法“吕叔作藩”不同，杜预以为“文叔”系许国第一代国君，并指出“文叔”为周武王时代所封。《括地志》亦云：“周时为许国，武王伐纣所封。”［7］158可见，在唐代时已有了武王伐纣时封许之说，此说还影响了一些宋代著作，如《太平寰宇记》［8］卷七124《广韵》［9］260等均以许国为武王伐纣时所封。《汉书》系现存最早的涉及许国初封的传世文献，但其所记并无武王伐纣时封许的说法，可见此说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层累造成的。

《封许之命》为我们了解许国初封提供了新的契机。《封许之命》原由九支竹简所构成，现缺失第一简和第四简。《封许之命》简长约44厘米，宽约0.65厘米，简的背面有简序编号，其中第九简背部写有“封许之命”的字样，当系篇题。清华简虽系战国中晚期时代的竹简，但其中应该保留着一部分原始材料，这些原始材料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乃至殷周之际。今观清华简部分简文，其语法与西周时代的部分文献相似，如《尹至》《尹诰》竟有出现一例句末语气助词，这十分符合西周时代文献句末语气助词十分贫乏的一般特征［10］21。《封许之命》也是一样，句末语气助词仅见“戒哉”一例［11］118，而“也”“者”这些具有春秋战国时代特征的词汇全不出现。不仅如此，《封许之命》其句法也类似西周时代的彝器。如“亡斁”一词见于师簋（《集成》4342）与毛公鼎（《集成》2841）；“膺受大命”见于师克盨盖（《集成》4468）和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12］85，87；“骏尹四方”四字见于大克鼎，大克鼎铭文作“畯尹四方”（《集成》2836）。“命汝侯于”“侯于……”为周王室册命的固定用语，如《诗·鲁颂·閟宫》有“俾侯于鲁”，麦方尊有“侯于邢”（《集成》6015），克盉有“令克侯于匽”［13］25，四十二年逨鼎有“余肇建长父侯于杨”［12］85，公簋有“命唐伯侯于晋”［14］64。《封许之命》的文字字形也与西周时代的彝器存在渊源。如“文王”二字合文作“玟”，同于尊（《集成》6014），“武王”二字合文作“珷”，同于利簋（《集成》4131）；尤其是“命汝侯于许”的“许”字，简文作“”［11］197，整理者将其隶定为“”，似可商榷。“”字下半部分并非是“邑”字，所以将其隶定为“阝”恐怕不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的“”“”“”等字均有“邑”字偏旁，所以整理者将其分别隶定为“”“”“”是正确的，而“”字的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字从字形来看，与包山简中的“”、江陵望山一号墓楚简的“”一致［15］227，应隶定为“”。“”字的楚系风格是很明显的，但此字并非楚人所独创，西周男鼎中的“”字（《集成》2549）及姬鬲中的“”字（《集成》575）都与“”字字形很像，徐少华指出：“‘许’字，西周铭文一律作。”［16］6《0封许之命》中的“”或许就是“”字的变体。另外，周王册命时所赐之物也多见于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如“秬鬯一卣”见于《诗·大雅·江汉》、三年师兑簋（《集成》4318—4319）、毛公鼎（《集成》2841）、吴方彝盖（《集成》9898）；“路车”“钩膺”见于《诗·大雅·崧高》；“葱衡”即“悤黄”，见于番生簋盖（《集成》4326）等。综之，我们可以判断：《封许之命》当系西周时代的简策流传至战国者，因此以之印证西周初期的许国初封之事，无疑是绝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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