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是我党早期优秀党员之一、理论家、革命活动家；同时，他还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家与开拓者。他曾在我党创建前后与李大钊同志并肩作战，在中华大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前瞻性地预测到了中国将来的社会也必将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美好社会；同时，他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进行着大量的传播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还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活动相结合，来进一步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

一、杨匏安革命理论的形成

杨匏安（1896－1931），原名麟焘、锦焘，笔名匏安、王纯一。中共早期党员、优秀的理论家、革命活动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等职。1896年11月6日，杨匏安出生于广东香山南民屏区北山村的一个茶商家庭。杨匏安是名门之后，其始祖是北宋爱国名将杨文广的第二个儿子，杨匏安则是第23代；其父杨富祥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其母陈智则出身于香山县一个华侨官商之家，她性格刚强，爱好诗词书法，正如杨匏安自己所言：“幼时颇有诗癖”，这多因母亲的熏陶所致。杨匏安父亲早逝，7岁的杨匏安则被母亲送入本乡恭都学堂读书；他聪敏好学，尤喜文学、历史，其文学才华也较为突出；随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两广高等学堂预科——广雅书院。广雅书院是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办，是华南最有名的学府之一；在这里，杨匏安不仅有良师垂教，同时还接触了康梁改良派、洋务派、孙中山民族民主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毕业之后，杨匏安回到家乡任职于恭都学堂；但在任职期间由于揭露了校长刘希明贪污学款行为之后，反遭刘希明的诬陷而入狱。出狱之后，杨匏安与同族的杨辛甫一同留学于日本[1]。

杨匏安在日本横滨留学期间，一边勤工俭学，一边钻研有关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文艺以及西方新思潮方面的知识，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读。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日文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为其日后发表大量的译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杨匏安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启发，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其由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步向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改变。

1916年，杨匏安因母亲生病而回国，并受澳门印刷厂陈立如的邀请，担任其私馆老师。1918年春，杨匏安回到广州，并与南开中学校长何剑吾、著名律师陈大年等来往较为密切；并经陈大年介绍担任了广州时敏中学教务主任，同时还兼任了《广东中华新报》的记者一职。此期间，杨匏安为《广东中华新报》撰写了许多出色的小说、诗歌以及大量的新闻稿。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王呆子》，借而抒发他对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的同情以及对中国旧社会食人制度的愤懑与尖锐抨击。小说一经发表，就受到广东民众的喜爱，反响极大。1919年春，杨匏安辞去时敏中学之职，任职于南武中学及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五四运动前后，杨匏安奋笔疾书，大量翻译、发表了有关新文化的启蒙、拓荒性文章，共约十万余字。此间，杨匏安大量阅读、分析、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杨匏安早在1918年9月14日就曾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相关消息，文中曾提到：“露西亚（即指俄罗斯）之有李宁（即指列宁），而历史上顿增一

种异彩。”[2]1919年秋末，杨匏安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以《世界学说》为主题，连续发表了40余篇关于西方新近学说的文章；而重要的、篇幅最长的则是他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该文自1911年11月至12月间共连载了19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同时还盛赞了马克思对人类发展历史的伟大贡献；并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地位及指导作用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3]。自此，也充分标志着杨匏安进步思想以及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并逐步走向成熟。这不但使杨匏安成为中国南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先驱者，也为华南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也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于上海成立，书记陈独秀便写信约请谭平山在广州成立相应的党组织。不久之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杨匏安也随即加入了青年团。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独秀还于广州革命活动地——杨家祠会见了杨匏安，两人共同深入了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而杨匏安也在此时入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国最早的53位共产党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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