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是我党早期优秀党员之一、理论家、革命活动家；同时，他还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家与开拓者。他曾在我党创建前后与李大钊同志并肩作战，在中华大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前瞻性地预测到了中国将来的社会也必将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美好社会；同时，他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进行着大量的传播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还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活动相结合，来进一步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 一、杨匏安革命理论的形成 杨匏安（1896－1931），原名麟焘、锦焘，笔名匏安、王纯一。中共早期党员、优秀的理论家、革命活动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等职。1896年11月6日，杨匏安出生于广东香山南民屏区北山村的一个茶商家庭。杨匏安是名门之后，其始祖是北宋爱国名将杨文广的第二个儿子，杨匏安则是第23代；其父杨富祥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其母陈智则出身于香山县一个华侨官商之家，她性格刚强，爱好诗词书法，正如杨匏安自己所言：“幼时颇有诗癖”，这多因母亲的熏陶所致。杨匏安父亲早逝，7岁的杨匏安则被母亲送入本乡恭都学堂读书；他聪敏好学，尤喜文学、历史，其文学才华也较为突出；随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两广高等学堂预科——广雅书院。广雅书院是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办，是华南最有名的学府之一；在这里，杨匏安不仅有良师垂教，同时还接触了康梁改良派、洋务派、孙中山民族民主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毕业之后，杨匏安回到家乡任职于恭都学堂；但在任职期间由于揭露了校长刘希明贪污学款行为之后，反遭刘希明的诬陷而入狱。出狱之后，杨匏安与同族的杨辛甫一同留学于日本[1]。 杨匏安在日本横滨留学期间，一边勤工俭学，一边钻研有关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文艺以及西方新思潮方面的知识，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读。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日文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为其日后发表大量的译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杨匏安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启发，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其由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步向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改变。 1916年，杨匏安因母亲生病而回国，并受澳门印刷厂陈立如的邀请，担任其私馆老师。1918年春，杨匏安回到广州，并与南开中学校长何剑吾、著名律师陈大年等来往较为密切；并经陈大年介绍担任了广州时敏中学教务主任，同时还兼任了《广东中华新报》的记者一职。此期间，杨匏安为《广东中华新报》撰写了许多出色的小说、诗歌以及大量的新闻稿。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王呆子》，借而抒发他对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的同情以及对中国旧社会食人制度的愤懑与尖锐抨击。小说一经发表，就受到广东民众的喜爱，反响极大。1919年春，杨匏安辞去时敏中学之职，任职于南武中学及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五四运动前后，杨匏安奋笔疾书，大量翻译、发表了有关新文化的启蒙、拓荒性文章，共约十万余字。此间，杨匏安大量阅读、分析、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杨匏安早在1918年9月14日就曾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相关消息，文中曾提到：“露西亚（即指俄罗斯）之有李宁（即指列宁），而历史上顿增一 种异彩。”[2]1919年秋末，杨匏安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以《世界学说》为主题，连续发表了40余篇关于西方新近学说的文章；而重要的、篇幅最长的则是他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该文自1911年11月至12月间共连载了19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同时还盛赞了马克思对人类发展历史的伟大贡献；并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地位及指导作用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3]。自此，也充分标志着杨匏安进步思想以及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并逐步走向成熟。这不但使杨匏安成为中国南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先驱者，也为华南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也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于上海成立，书记陈独秀便写信约请谭平山在广州成立相应的党组织。不久之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杨匏安也随即加入了青年团。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独秀还于广州革命活动地——杨家祠会见了杨匏安，两人共同深入了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而杨匏安也在此时入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国最早的53位共产党员之一。 1922年2月，《青年周刊》的创刊号上就有杨匏安所写下的宣言：“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标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并发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浅说》一文。还在《珠江评论》上发表了深受革命青年欢迎的《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一文[4]。1922年下午半年，杨匏安在担任广东青年团代理书记期间，还积极组织、参加并指导青年团、新学生社的活动，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发展了许多的团员共同走向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1923年春，杨匏安来到石井兵工厂，开始着手于工人运动。他组织工厂工人成立了“十人团”，在向青年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组织、建立了该工厂的共产党支部以及团支部，将革命的队伍逐步扩大。同时，他还在广三、方广九、粤汉铁路等处也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支部，通过这些党、团支部来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途径。同时，杨匏安还明确提出：中国革命除了注重劳工运动之外，还应侧重于农民运动，并号召学生、妇女、青年团以及军队共同携手、共同革命。杨匏安的革命思想也成为了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自此，杨匏安陆续撰写、发表了许多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文章，如《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浅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宣言》等文章。这些文章也充分体现出了杨匏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而杰出的贡献[5]。 而在1924年国共合作初期，杨匏安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又加入了国民党，以全面开始统一战线工作。并历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杨匏安在国民党任职期间，也依旧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吸收进国民党，同时对他们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与教育工作，并在他们通过锻炼与考验之后，重新将这些进步青年介绍加入到共产党。而在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杨匏安则被列入到“秘字第一号令”进行重要通缉、逮捕的“共产党首要”名单。杨匏安被排在了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之后，为第9位，这也看出杨匏安在蒋介石眼中的政治地位。 杨匏安在白色恐怖时期，并没有退缩、畏惧，反而继续他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并受命协助广东党组织支援、接应南昌起义部队的南下工作。但是，正当杨匏安冒险生命危险为革命事业而奔走四方之际，中央临时政府却在“左”倾的盲目主义影响之下，毛泽东、周恩来、杨匏安等人均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者，杨匏安也受到了留党查看的不公处分。就在杨匏安留党察看期间，他仍然积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着积极的努力，依然四方奔走、疾呼。 1931年7月，因叛徒告密，杨匏安等16人被捕。他在国民党威胁、利诱面前表现出革命者钢铁般的坚毅，他说：“我从参加革命始，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是不可能的。”而他著名的《示难友》诗也成为了他的绝笔，“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蒋介石为了防止我党营救，下令将狱中年仅35岁的杨匏安秘密杀害。 三、杨匏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 杨匏安在求得中国之解放这个大目标之后，他一边努力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同时，他还在实际工作之将理论运用于革命活动的实践中去。杨匏安在《青年周刊》的《宣言》中曾说：“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杨匏安明确指明，革命的主力军就是无产阶级；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同此，他认为革命的主力军也同样要注重于农民运动。这也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口号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恰恰是在联合、动员最广大的农民阶级才取得最终的胜利。另外，杨匏安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提到了“中国革命还要注重利用学生、妇女和军队的力量”。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同样是依赖于学生、军队、妇女力量的基础之上。 杨匏安在基于中国革命的客观现状的分析与判断之后，得到了“两步走”重要的结论：革命的第一步，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作战。革命的第二步，是指革命取得了第一步的全面胜利之后，无产阶级应摒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并将资产阶级彻底消灭以夺取最终的胜利。而比毛泽东所提出的两个革命阶级理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早得多；这也是杨匏安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精准的前瞻。 杨匏安早在1922年《青年周刊》的《宣言》之中，就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在中国革命的同时，还要将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理论。该理论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实践之中得到了全面的印证。而毛泽东则是在1936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杨匏安在精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对其中国化的实践活动同样作出了前瞻性的诠释。 杨匏安不但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之一，同时也是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论家与革命家，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以及实践，更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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