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了新一批整理成果。这批成果共收录《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简文六篇。其中除了《命训》见于今本《逸周本》以外，其他五篇均为传世文献和以往出土材料所未见之逸篇。六篇当中，《厚父》《封许之命》尤其引人注目。《厚父》中的“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孟子》所引《书》的相关段落相似，是以应为《尚书》逸篇。而《封许之命》则是周成王封吕丁于许的政府公文，属于“命”一类的题材。“命”一般来说为《尚书》“六体”中的一体，《书序》中有《肆命》《原命》《说命》《旅巢命》《微子之命》《贿肃慎之命》《毕命》《冏命》《蔡仲之命》《文侯之命》等篇章。从体裁角度着眼，《封许之命》也应该属于《尚书》逸篇。《厚父》《封许之命》这两篇《尚书》逸篇的面世，对于研究先秦时期《尚书》的基本面貌以及西周时代的政治格局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下面，我们仅就《封许之命》一篇作专题讨论，以便求教于方家同好。 一、清华简《封许之命》与许国初封 许慎在追溯许氏由来时曾说道：“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1］319关于“许”字，他说：“听也，从言午声。”［1］51解释“鄦”字则云：“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颍川，从邑无声，读若‘许’。”［1］133可见，许慎之“许”其初文为“鄦”，“鄦”“许”本为两字，只是在后来一并写为了“许”，具体来说是“汉后书籍皆以‘许’为之”［2］486。《史记·郑世家》中有“鄦公恶郑于楚”的记载，还保留着“鄦”的古老写法，此可为佐证。 在许慎的追忆中，其祖先来自于炎帝，这并非是空穴来风。《水经注》卷二十三引《世本》中就有记载：“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3］555其自谓为太岳后裔也是有根据的，如《左传·隐公十一年》曾称：“夫许，大岳之胤也。”大岳，即四岳。《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曾描述齐太公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国语·周语中》亦有“齐、许、申、吕由大姜”的记载，韦昭注曰：“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大姜之家也。”［4］46许慎谓“鄦”为炎帝、太岳之胤大抵不错，但谓“甫侯所封”则明显有误。“甫侯”最早出现于宣王时代，系周王室为御楚而迁吕并改其国名为“甫”，故《吕刑》又作《甫刑》。周王室封鄦不应这么晚，故段玉裁驳正曰：“《诗·王风》申、甫、许三国并言，武王既封文叔于许矣，岂待穆王封甫侯于许？”［5］291 《汉书·地理志上》曰：“许，故国，姜姓，四岳后，太叔所封，二十四世为楚所灭。”许慎认为：“吕叔作藩，俾侯于许。”杜预则云：“许国，姜姓，与齐同祖，尧四岳伯夷之后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以为太岳胤，今颍川许昌是也。”［6］133与班固的说法“太叔所封”及许慎的说法“吕叔作藩”不同，杜预以为“文叔”系许国第一代国君，并指出“文叔”为周武王时代所封。《括地志》亦云：“周时为许国，武王伐纣所封。”［7］158可见，在唐代时已有了武王伐纣时封许之说，此说还影响了一些宋代著作，如《太平寰宇记》［8］卷七124《广韵》［9］260等均以许国为武王伐纣时所封。《汉书》系现存最早的涉及许国初封的传世文献，但其所记并无武王伐纣时封许的说法，可见此说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层累造成的。 《封许之命》为我们了解许国初封提供了新的契机。《封许之命》原由九支竹简所构成，现缺失第一简和第四简。《封许之命》简长约44厘米，宽约0.65厘米，简的背面有简序编号，其中第九简背部写有“封许之命”的字样，当系篇题。清华简虽系战国中晚期时代的竹简，但其中应该保留着一部分原始材料，这些原始材料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乃至殷周之际。今观清华简部分简文，其语法与西周时代的部分文献相似，如《尹至》《尹诰》竟有出现一例句末语气助词，这十分符合西周时代文献句末语气助词十分贫乏的一般特征［10］21。《封许之命》也是一样，句末语气助词仅见“戒哉”一例［11］118，而“也”“者”这些具有春秋战国时代特征的词汇全不出现。不仅如此，《封许之命》其句法也类似西周时代的彝器。如“亡斁”一词见于师簋（《集成》4342）与毛公鼎（《集成》2841）；“膺受大命”见于师克盨盖（《集成》4468）和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12］85，87；“骏尹四方”四字见于大克鼎，大克鼎铭文作“畯尹四方”（《集成》2836）。“命汝侯于”“侯于……”为周王室册命的固定用语，如《诗·鲁颂·閟宫》有“俾侯于鲁”，麦方尊有“侯于邢”（《集成》6015），克盉有“令克侯于匽”［13］25，四十二年逨鼎有“余肇建长父侯于杨”［12］85，公簋有“命唐伯侯于晋”［14］64。《封许之命》的文字字形也与西周时代的彝器存在渊源。如“文王”二字合文作“玟”，同于尊（《集成》6014），“武王”二字合文作“珷”，同于利簋（《集成》4131）；尤其是“命汝侯于许”的“许”字，简文作“”［11］197，整理者将其隶定为“”，似可商榷。“”字下半部分并非是“邑”字，所以将其隶定为“阝”恐怕不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的“”“”“”等字均有“邑”字偏旁，所以整理者将其分别隶定为“”“”“”是正确的，而“”字的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字从字形来看，与包山简中的“”、江陵望山一号墓楚简的“”一致［15］227，应隶定为“”。“”字的楚系风格是很明显的，但此字并非楚人所独创，西周男鼎中的“”字（《集成》2549）及姬鬲中的“”字（《集成》575）都与“”字字形很像，徐少华指出：“‘许’字，西周铭文一律作。”［16］6《0封许之命》中的“”或许就是“”字的变体。另外，周王册命时所赐之物也多见于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如“秬鬯一卣”见于《诗·大雅·江汉》、三年师兑簋（《集成》4318—4319）、毛公鼎（《集成》2841）、吴方彝盖（《集成》9898）；“路车”“钩膺”见于《诗·大雅·崧高》；“葱衡”即“悤黄”，见于番生簋盖（《集成》4326）等。综之，我们可以判断：《封许之命》当系西周时代的简策流传至战国者，因此以之印证西周初期的许国初封之事，无疑是绝好的材料。 《封许之命》中周天子所册封之人为吕丁，这在简文中曾多次提到，譬如“则惟汝吕丁，肇右文王”“亦惟汝吕丁，扞辅武王”“呜呼，丁，戒哉”［11］118。班固以为许国始封者为太叔，许慎以为许国始封者为吕叔，杜预则以为许国始封者为文叔，后世典籍大抵以杜预所说为准。依《封许之命》来看，许国第一代国君其名讳当为吕丁，这个吕丁当来自西方姜戎之吕部。西方姜戎本系羌人，两周时代衍生出齐、许、申、吕四个大国，并形成“州、甫、向、甘、纪、、章、井、怡、戏、露、厉（赖）、封、逢、缙云、三乌、姜戎、小戎等”诸多国家和部落［17］7。这些国家和部落的文明程度高低不一，顾颉刚等人曾指出： 西方戎族中以姜戎一族为最盛。姜戎姓姜，他们自称是四岳之后；在他们之中，有已经华化的，有仍停滞在戎的原始状态中的。华化的姜戎，便是齐、许、申、吕等国，其中尤以吕国为姜姓的大宗。［18］173 《国语·周语中》记载说：“齐、许、申、吕由大姜。”《水经注》引《世本》云：“许、州、向、申，姜姓也。”［3］555可知许国为姜姓。许慎云：“吕叔作藩，俾侯于许。”我们能隐约感觉许国的始封者与齐、吕一样源自于吕部。而《封许之命》的出现，使我们的隐约感觉得到了坐实。 据载，吕丁在周文王时代曾“司明刑”，在武王时代曾参与伐纣的战争，所谓“干敦殷受，咸成商邑”是也［11］118。如前所述，自杜预《春秋释例》后，传统文献皆以为许国为周武王时代所封。《封许之命》中提及吕丁曾辅佐周文王与周武王，简文中“文王”与“武王”皆有出现，“文王”与“武王”为谥号，所以封许必是周武王去世以后的事了。简文中又有“币童兹忧”一句，整理者疑“”应读为“稚”，若周天子自称“稚童”，则将其定位为亲政不久的周成王最为合适。至于封许的时间，整理者认为“更可能是在成王亲政后不久的时候，否则吕丁的年纪就会太大了”［11］117。 史牆盘铭文曰：“宪圣成王……用肇彻周邦。”（《集成》）意思是说，周成王开始以法度来治理天下。这里的法度乃是指西周统治的基本制度框架，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推行并完善分封制。许倬云指出：“成康之世，实是西周建国的成型期……周人封建大致在成康之世完成。”［19］142～143因此，吕丁被封于许，用以“永厚周邦”，这在周成王时代并不属于突兀的政治事件。 二、许国初封的历史背景 武王克商之后，曾经挥师南下，其目的是“疆理南国”。《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学者或断句为“以崇天子”［20］595，则文义难通。传统解释以“崇”为“充”，不如释“崇”为“嵩”，王念孙曾指出：“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经传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异文。”［21］91如“崇”释为“嵩”，《武》其实描述的是周武王灭商、征南然后集结于崇（嵩山）的战斗过程。《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周武王克商后，曾命令太公望、吕他等将领进一步征服与殷商有关联的方国，这些方国包括越戏方、陈、卫、磨、宣方、蜀、厉等。王晖认为：“这些大部分方国都距嵩山不远的东部或南部，对商都来说，这些均为南国。”［22］21这场“疆理南国”的战争大约持续了两个月，战争的结果是周人的势力扩展到了嵩山以南的广大区域。 为了巩固克商的成果，在“疆理南国”后，周武王筹划了一系列的举措来保证东方的稳定。首先是计划营建东都，借以雄镇东方，此举在尊（《集成》6014）与《逸周书·度邑解》中都有记载。其次是初步创立分封制。武王末年与成王初年的分封制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分封先圣王之后，如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二是分封管叔、蔡叔与霍叔，于商都王畿建立“三监”，借以监管武庚。三是分封齐、鲁、燕、康于南国地区。如傅斯年所指出的，鲁、燕、齐三国的封地分别在鲁山、郾城和南阳，“此三国者，初皆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23］10。在伐纣之后，不但有鲁、燕、齐封于成周东南，康叔所封之康国最初也在这一区域，正如刘起釪曰：“康在今河南禹县、临汝之间，是商畿内之地。”［24］74 周武王所奠定政治格局因其去世而被打破，在其去世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导致了周初政治格局的重组。周武王克商两年之后驾崩，其时周成王年幼，遂由周公摄政当国。周公摄政七年后，周成王长大，能听政，周公遂还政于成王。在摄政的七年时间里，周公制礼作乐，调整并巩固了宗法制度，在关键时刻又一次稳定了周初的政治格局，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据《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有关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多有涉及，不赘述。问题是，为什么《史记》说周公东征“宁淮夷东土”？周公东征其边界到底到达了什么地方？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回答 《孟子·滕文公下》云：“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尚书大传》也记载奄君蒲（薄）姑曾与禄父密议举事，故有周公摄政三年“践奄”之说［25］819，824。出土铜器方鼎记载：“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白、薄姑。”（《集成》2739）清华简《系年》记载云：“成王屎伐商邑，杀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26］135商盖见于《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盖、奄一音之转”［27］678，商盖即商奄。汉简《孙膑兵法》则云：“帝奄反，故周公浅之。”［28］20顾颉刚指出：“奄为商的旧都，其在商末，当为商王族的支子所封之国，故称之曰‘奄侯’，又称之曰‘商奄’。因为商奄的势力雄厚，所以周公出师时视为大敌，讨平之期亦在最后。”［29］10至于商奄所在方位，据考证，奄地应该在曲阜地区的洙泗流域，而薄姑在齐地当无疑问［30］167，168。 齐鲁之地在上古时代为太皞氏和少皞氏之墟。太皞，风姓，大概有对龙和鸟的图腾崇拜，而嬴姓的少皞明显是一个对鸟有图腾崇拜的部落。太皞的传说及其后裔，主要分布在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地区；少皞分布的区域大致在鲁中南地区和莒县以及齐地中心地区［31］3。商周之际，在山东、豫东以及皖北形成了一系列的小国或部落，其中多为少皞氏之族裔，如徐、郯、莒、熊、盈，他们与奄、薄姑在政治上有着同盟的关系。《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东方有“五侯九伯”，保卣也记载东方有“殷东国五侯”（《集成》5415），黄盛璋综合《左传》和保卣指出，殷东国五侯即徐、奄、熊、盈与薄姑［32］57，郭沫若也持此说［33］1。 周公东征不但践奄，而且还重创了与奄有紧密联系的各部夷族，如《逸周书·作雒解》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又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其中“盈”就非常有可能为淮水流域中下游的嬴姓诸国，如群舒之类［34］71。也就是说，周公东征不仅触及到了奄与薄姑，而且还非常有可能挥师南下，从而波及到了淮夷。《逸周书·作雒解》谓东征“俘维九邑”，黄盛璋以为“维”即“淮”，而“九邑”就是“九国”，“淮九邑”就是《左传》里所说的东方“九伯”［32］57。而朱凤瀚认为柞伯鼎铭文中的“周公繇有共于周邦，用昏无及，广伐南国”就是周公东征后挥师南下进入淮水流域的证明［34］71。 为了巩固东征的成果，周公重新调整了政治布局。我们推测，原封于鲁山的鲁国与原封于南阳的齐国应该是在东征后被周公东迁至曲阜和营丘的，其使命就是坐镇东方，同时监控淮夷。齐国具有征伐东方诸侯的权力，如《左传·僖公四年》谓：“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鲁国在后来真起到了监控淮夷的作用，正如《诗·鲁颂·閟宫》所谓：“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有了齐、鲁两大诸侯雄镇，似乎就可以做到“宁淮夷东土”了。 周公东征重创了东夷诸国，东夷集团表示臣服，但并未被灭国。如任姓丰国、宿夷、须句、颛臾、薛、祝等国仍留在原地，依然是周王室的威胁。还有一部分夷人如宿夷退居于苏北、皖北、胶东半岛的边缘地带，继续与周王室顽抗。如前所述，周公东征后将原来位于嵩山以南的鲁国东迁至曲阜、齐国东迁至营丘、燕国北迁至蓟丘、康国北迁至卫，当这些重要的诸侯国迁出后，嵩山以南的广大区域便暴露在淮夷的兵锋之下。为了弥补这一战略空白，周王室遂着手在淮水流域西部平原的边缘上建立一条诸侯藩篱［35］67，于是蔡、应、聃、唐、胡、许等国应运而生。其中蔡国在河南上蔡一带，始封者为蔡仲，此国乃是《史记·管蔡世家》所说的“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应国在河南平顶山一带，始封者为周武王之子应叔，其初封在山西境内，当在周成王时代南迁至河南平顶山①；聃国在河南平舆一带，始封者为周文王第十子聃季之子，亦当为周成王时代所封；唐在河南唐河县一带，司马贞认为系周成王所封；胡国在河南郾城一带，当为燕北迁后所封，很可能受封于周成王时代。许国的始封地在今许昌市东张潘乡的古城村［36］44，与蔡、应、聃、唐、胡一样，同属于成王时代淮水流域诸侯藩篱这一链条上的一个节点。 传统文献皆以为许国系周武王时代所封，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首先，据《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庄公曾请求用泰山的祊田来交换鲁国位于许国的土田，疑问是，为什么鲁国有土地位于许国？其次，《括地志》记载“故鲁城在许昌县南四十里，本鲁朝宿邑”，“周公庙在其中”［7］158，为什么鲁国的朝宿邑和祭祀周公的周公庙会位于许国境内？其三，《诗·鲁颂》里有“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的诗句，很明显谓“许”为周公故地，这如何解释？如果综合这三个疑问考察的话，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许地先有鲁国建国，后才有许国建国？ 《诗·鲁颂·閟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又云：“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此诗实际是在描述一个搬迁过程。周成王先是对周公下命曰“建尔元子，俾侯于鲁”，于是周公之“元子”就成为了鲁公，此处的“鲁”当位于河南鲁山一带。周公东征后，周成王再命鲁公“俾侯于东”，这里的“俾侯于东”即是指搬迁到曲阜的史实。鲁国搬离故地后，其地遂被周成王封给了应国和许国。如果许国确为周武王时代所封的话，则难以解释为什么被周成王所封的鲁国会在同一地域出现在许国之前？清华简《封许之命》的出现，力证许国为周成王时代所封。这使得上述诸疑问皆涣然冰释。大概鲁国为周公东征之前所封，周公东征之后，鲁国搬迁到了曲阜，鲁国故地遂被封给了许国和应国。 如前所述，《逸周书·世俘解》记载了周武王在克商后，曾命令吕他伐越戏方。越戏方，乃是纣之方国。吕他其人，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中均未见提及。惠栋以吕他为南宫氏，于鬯认为惠栋下此判断是因为看到了《南宫中鼎》“惟王命南宫伐反虎方”的铭文，于鬯不但认同惠栋此说，而且还对其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补。但陈逢衡反对惠栋的说法，他认为，南宫氏之属并非是吕他，而虎方即鬼方，也非是越戏方。顾颉刚也认为，惠栋以吕他为南宫氏，其说法殊为牵强［37］444～445。李学勤则指出：“吕他为吕氏，按《史记·齐世家》太公望名吕尚，又穆王时班篡铭有吕伯，《尚书·吕刑》记穆王时吕侯，均可说明吕氏在周朝的地位。”［38］3 何光岳认为，吕他“正是吕人的首领，也是周的同盟和属国，他助周打败商纣王的同盟军越戏方。周武为赏吕人的功劳，封其首领为吕侯”［17］9。至于吕国的封地，杨筠如认为“吕的初封，或者还是晋国吕锜所食之吕邑，现在山西河东的地方，也未必知”［39］113。吕振羽认为“吕方土方均在山西北部及河套一带”［40］304。且不管吕国在晋南还是在晋北，山西总归是吕部的大本营之所在。而封齐的太公望吕尚与封许的吕丁当是从吕部析出的两个重要支派。《封许之命》的整理者指出：“吕丁为姜姓的吕氏……与封齐的太公望吕尚当有一定关系。”［11］117按照《封许之命》记载，吕丁曾“扞辅武王，干敦殷受，咸成商邑”［11］118，“成”字从丁声，犹如“定”。“咸成商邑”即“咸定商邑”。《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吕他伐越戏方，《封许之命》中说吕丁“咸定商邑”，吕他与吕丁即便不是同一个人，也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封许之命》中的吕丁系文武全才，不但武功赫赫，而且也极有文治的能力，其人能“肇右文王，毖光厥烈，□司明刑，釐厥猷，祗事上帝”［11］118，这就非常说明问题。尤其要注意的是“司明刑”三字。文王时期存在刑典于史有征，如《尚书·康诰》云“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文王时期存在刑典，吕丁又“司明刑”，则可见吕氏与刑典之渊源甚深，这也难怪穆王时期修订新的刑典时要由吕侯来主持。 鉴于吕丁在文王和武王时期所立下的赫赫功劳，成王遂命吕丁“侯于许”，以“永厚周邦”。如前所述，“许”本作“鄦”，许同莘认为：“推造字之意，盖其地林木丰茂，居民成聚，故从無从邑，于六书为会意。”［41］43不过，“鄦”字乃是东周时代所用字，西周时代彝器均作“”，“”字的上半部分确有植被丰茂之意，下半部分则为“皿”，整个字大概有祭祀林莽之意。《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王曾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与“楚”一样，皆是林莽葱郁之地，“”曾为昆吾所有。只不过在后来周王室先以之封鲁，再以之封许，姜姓的吕部遂据有其地，成为一个前后绵延700余年的诸侯国。 注释 ①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应国南迁应该发生在周昭王时期，但并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此说，待考。见何光岳：《应国略考》，《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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